　　3月28日，花旗银行专门向中国内地高端客户提供服务的私人银行部在上海正式开始营业，该私人银行部不仅为内地客户提供核准的 外汇服务，同时也为非内地客户提供核准的外币和人民币服务。和瑞士友邦银行、爱德蒙得等外资私人银行代表处不同，花旗私人银行部从今年底起，将可以不受限制地全面推广业务，发力高端理财市场。

　　“狼”终于露出了利齿———花旗在内地的此番动作，势必在目前的理财市场掀起一场风雨 　 富人一担心外资行就开心

　　作为中国百年来对外开放的窗口，黄浦江两岸，不知见证了多少金融机构的兴衰荣辱。上海人尤其自豪的是，目前世界银行业的两大巨头———花旗集团和汇丰集团，以及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都和这个城市结下过不解之缘，正是在上海，他们挖到了各自的“第一桶金”。

　　众所周知，成立于19世纪后期的汇丰银行（HongKongShanghaiBankofCommerce），以经营沪、港间的贸易结算而起家；美国企业家史带于20世纪初期，在外滩创立友邦保险（AIA）的经历，更是家喻户晓。然而，鲜为人知的却是花旗在上海的“淘金”故事。

　　有研究表明，从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开始，一次次革命和内战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使得原本散居于江南各地的中国富人们心态日益不稳，纷纷避难于上海租界；而当时一度默默无闻的纽约城市银行（CityBank），凭借着美国星条旗所代表的强大和稳定，在当时的中国储户心中，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大量低成本的中国资金，成了花旗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故而，CityBank虽然此后几度更名，最后改为Citibank,却惟独在中国，一直保留了“花旗”的旧名，作为对那段历史的纪念。

　　由此，“中国富人一担心，外国银行就开心”，成了高端理财市场中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而“资金安全”也成为外资金融服务的最大卖点。在3月28日的开业现场，花旗集团环球财富管理主席暨首席执行官杜德昇，更是直接抓到了中国富人们心头的“痒处”———“富不过三代”。他明确表示，“花旗与客户分享自己的全球资本市场信息资源，也可提供机会让客户结识很多生意同行。所有服务需达到的目标，就是与这些企业家们并肩规划如何使财富保值和增值，让财富世代传承。”

　　的确，在家族观念相当浓重的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花旗这一高端理财服务的品牌号召力显得尤其突出。目前，花旗在这一区域拥有最完整的私人银行服务网络，办事处遍及11个国家及地区；所管理的资产近600亿美元，而所服务的高资产净值人士（资产净值不少于1000万美元)超过6000名，当中囊括了该地区一半的亿万富豪，这是花旗在美国本土都难以企及的目标。

　　由“地下”到“地上”

　　事实上，在银监会正式批准外资私人银行开办业务之前，早有部分操作不规范的外资私人银行已经开始暗度陈仓。近两年来，出没在京城和浦江两岸的各大社交圈子里，顶着某些国际知名金融集团“资深副总裁”或者“高级私人财务顾问”头衔的客户经理们，早就把海外信托、私募基金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推销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高端客户了。客户经理们的“说辞”一般不外乎以下三点：其一，资产需要全球化配置，以避免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其二，中国银行业系统风险很大，不如存在外国银行放心；其三，境外存款绝对保证安全———纳粹的账户都没公开，你的“灰色资金”怕什么？

　　他们的话倒也不假。根据国外私人银行业的惯例，尤其是瑞士银行业的著名传统：绝对保护客户的私密，不公开客户资料。只要满足开户条件，其他一概不问。所以，虽然不少国家对瑞士私人银行的意见很大，甚至怀疑整个瑞士银行业在二战时吞掉了犹太人的700亿美元财富。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保障机制，使得全世界的富人都热衷于享受瑞士私人银行的服务。

　　但是，对于中国的金融安全来说，操作不规范的私人银行的地下理财活动值得警惕。本该留在国内投资消费的资金，以不受监管制约的方式流到境外，一方面，不规范的地下操作容易滋生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资金出境往往借助非法渠道，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另外，地下理财还能起到洗钱的作用，使得贪污分子更加有恃无恐。

　　和地下保单一样，地下理财本质上是一种黑市商品，只不过它提供的不是香烟、礼券、外币，而是各种金融服务。黑市之所以存在，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对某些商品和服务实行价格管制，或者是限制交易对象。因此，要彻底取缔黑市，无非两种途径，一是加大打击力度，使得黑市的交易成本远大于收益；二是合理的疏导，用受到严格监管并且是合法的商品和服务逐步取代黑市商品。所以，对于外资私人银行，用“疏”而不是“堵”的方法———在相关部门的监管下，让外资私人银行向守法致富的内地客户们提供合规、明确、符合中国法律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成了监管层亟待解决的问题。

　　期望不必太高

　　作为外资私人银行服务最早的几个尝鲜者之一，浙江的史先生向记者倾诉了他在花旗银行香港分行所“享受”的“酸甜苦辣”。

　　年近四十的史先生以进出口贸易发家。对于自己的资产，他并不愿意给记者透露详细的数字。但他可以很确定地告诉记者，目前他旗下共有10多家公司，涉足5个行业，如果他的企业要扩张，绝对不需要上市融资。之前，让他舍近求远找到香港花旗银行的主要原因是———建立企业的离岸资金中心。由于从事进出口生意，和非洲的尼日利亚、贝宁等地都有着生意来往，史先生于是在香港的花旗银行开设了一个私人资金账户，让非洲客户把美元丝绸款打入此账户，自己再把美元结算给国内大大小小的供应商。这样，国内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就能算作直接出口，从而享受到出口退税。由于资金量始终保持在200万美元以上，史先生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种种“VIP”待遇，的确十分方便。

　　然而，去年6月的一天，史先生突然发现，自己在香港花旗银行开设的私人账户已被封，近30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一下子动弹不得，公司产品供应链顿时陷入瘫痪。于是他主动致电银行，却被告之：请直接和美国纽约州地方检察官联系。此后，史先生终于和美国公诉人达成了谅解，洗清了冤屈，却发现，在账户遭封的一个月内，由于多笔资金无法支付，损失达几十万美元之巨。

　　作为投资客，上海的张先生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遭遇。

　　去年，张先生在为自己的30万美元找婆家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家国际知名的外资银行。根据客户经理的推荐，他选择了以日元作为挂钩货币的短期外汇产品，在一个月后，如果美元兑日元低于协定价格，他将获得以美元支付的本金/定期存款利率，以及较高的期权费收益；反之，银行将以协定汇率，将美元转换成日元以支付本金和收益。然而，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美元兑日元由1：104左右，上涨到1：108以上，这样，张先生的美元资产就变成了日元资产，除去一个月的存款收益和期权收益，由于日元相对美元贬值近4%，张先生一个月的损失超过3%。

　　理财经理告诉张先生：“如果进行对冲，就能挽回损失。”于是，在这家外资银行理财经理的指导下，张先生进行外汇买卖。由于该银行专家团队仍持续看跌美元，张先生进行了日元与加元、日元与澳元等非美货币的交叉买卖，试图摊低成本，但期间交易连续发生错误，反而使亏损进一步扩大。此后日元汇率一路下跌，最终不得不被迫买入美元止损，但此时，美元兑日元，已经上涨到1：113以上。在四个月内，张先生累计损失了16%。此时，尽管理财经理还在口若悬河地讲投资理念、市场分析，他却再也不肯多听，转走了自己剩余的资金。

　　有分析认为，外资银行固然具有很强的产品研发能力，能够不断推出新的业务品种和服务方式，及时为高端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组合和一揽子财务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外资银行对市场的判断能力就一定比中资银行高，在其判断错误的情况下，损失仍要由客户自己承担，因此，对外资银行不能盲目地迷信。但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产品开发方面的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外汇理财的中高端市场占有率很高，因此，一旦出现损失，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在外资银行最为集中的上海，一向顺风顺水的它们，在2005年岁末遭遇了投资者的集中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