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一生在宏观经济金融领域屡有建树，晚年却迷上一门“麻雀”学问——家庭经济学。但他并非以退休的闲情逸致在茶余饭后摆弄理论“魔方”，而是依然以金融家的身份，活跃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前沿阵地。 
　　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前沿，恐怕非零售银行莫属。而当前全球零售银行领域竞争之壮观，堪称银行业的一场现代化战争。 
　　10多年来，零售银行业务，尤其是高端私人银行业务，几乎吸引了全球最具实力的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保险公司等支柱型金融企业的大部分眼球、人力和财力，在资金和技术上，各家无所不用其极，零售银行对银行业的利润贡献度已接近50%，成为金融业高端必争之地。 
　　几年前，陆续进入中国的外资零售银行不敢大动干戈，却不停投石问路。虽然这一切做得隐蔽，但是这位退伍“金融老帅”，凭着他1980年代设计并主持中国银行业系列改革、1990年代设计并主持中国资本市场拓荒的睿智和敏感，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于是在退休多年后的21世纪初，他以70高龄再次带领拓荒。这次他选中的是一块更大的处女地——中国金融理财市场，将是零售银行业务的主战场，金融混业的巨大引擎，也将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的“最后一公里”。 
　　所不同的是，这次他不再坐阵指挥，而是回归教育，创建了中国金融理财规划师的教育培训体系，担任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会长，同时任中国金融理财师第一届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年的中国金融改革“教父”，晚年也没错过银行业“现代化战争”，放心地看到从他手上开始的中国金融改革大船，稳稳驶入国际金融市场海洋。这样的金融生涯属于一个中国老人——刘鸿儒。2006年8月，刘鸿儒在五道口就中国的零售银行和金融理财发展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 

　　擦肩而至的机会 

　　《当代金融家》：作为一个从业近50年的金融家，您的履历戏剧性地富有吸引力。能够成为跨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发起者、主要设计者同时又是主要领导者之一，这恐怕是每个金融家的梦想。而您在中国金融业就像个“开荒”专业户，是什么驱使您在70高龄时再次领头“开荒”呢？ 
　　刘鸿儒：相对于我退休前担任首届中国证监会主席来，我现在从事的金融理财师标准培训和资格认证，的确是又一次“开荒”，而且是从宏观“开”到了微观，从一线“开”到了二线。一般来说，退下来的人不会做陌生事情，我也一样。我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缘于我投身中国金融改革事业的两大情结。 
　　首先，我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在自己手上开始的中国金融改革稳步成功，所以我总在琢磨，哪里会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国际接轨的“最后一公里”？从一线退下来后，我无法沉浸在回忆之中，而是有意无意地尽量去往前看。到了2000年前后，我明确意识到，全球金融业现代化战争的主战场就在零售银行领域，中国也不例外，而金融理财将成为零售银行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放过这个擦肩而到的机会。 
　　其次，当老师做教育，这是我步入工作岗位的起点，也会是我人生的归宿。所不同的是，60年前我刚进入东北行政学院时目标很茫然，现在则很明确，就是要专心做金融教育。1980年我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改革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了现在以“五道口”名扬海内外的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我本人至今还是那里的一名教师，每周坚持授课和资格认证、知道博士生；如今能够发起并参与国际金融理财师（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以下简称CFP）培训，使我的金融教育履历兼具现代化、国际化和实用性色彩，我有了一种满足感。 

　　《当代金融家》：您刚才谈到零售银行将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下一个主战场，您在这里主要是指银行业而言吗？ 
　　刘鸿儒：狭义地可以理解为银行的零售银行业务，但更应该从广义上去理解，即指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理财服务，甚至还包括税务、收藏、遗产安排等非金融理财服务。人们通常将零售银行服务概括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理财服务。 
　　要想真正理解零售银行业务以及它给中国金融改革带来的巨大影响，先要了解一个很新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新学科，即家庭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由家庭理财，尤其是私人银行层面的高端家族理财而给零售银行带来的市场空间，正在飞速扩大。而且零售银行正在成为整合跨市场、跨国界各种金融资源和客户资源的最大平台，甚至开始引发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的购并和洗牌。 
　　迄今为止，比较著名的家庭经济学理论是由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提出来的，也被称作是新家庭经济学。他的家庭经济学体系主要由三部力著构成，即他分别于1960年、1964年和1981年发表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论》。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主要研究家庭成员在有关孩子、婚姻、劳动分工、技能投资以及家庭成员保险、家庭内部财产转让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和作用。 
　　尽管对于家庭经济学本身是否成熟仍存有激烈争议，但家庭作为近年来财富积累增长最快的零售群体，他们的投资与消费规模之大，的确引起了金融业的极大关注。 

　　《当代金融家》：有人称家庭经济学是“麻雀”经济学，也有人称它是“迷你”经济学，足见在传统经济学者来看，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来研究似乎有些牵强。家庭在什么意义上具有经济学价值并值得银行下大力气去研究呢？ 
　　刘鸿儒：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社会是由千万个家庭组成，当家庭主动参与投资、参与金融消费并形成一股大潮时，对宏观经济层面产生的极大影响是传统经济学所没有注意到的。目前，单位家庭已经成为投资与金融消费的基准细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家庭具有了经济学的价值。这点已经得到了印证。 
　　前两年的数据显示，美国GDP增长有2/3是靠个人消费信贷拉动的，家庭经济活动与零售银行乃至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出现的交叉线，也显得再清晰不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将家庭经济学看作现代零售银行研究的必修课。只是家庭经济学现在还不够成熟，对银行的帮助有限。但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是从事零售银行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的机会所在。 
　　当前中国的经济学，更多地是研究政府领域和公司领域，很少研究家庭。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现代家庭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我们在CFP教育体系的研究和课程内容设置过程中体会到，我们所研究的家庭经济学主要偏重投资与理财，与西方主要从社会的角度研究的家庭经济学有所不同。 
　　金融企业的成长期是伴随企业高速发展实现的，它的成熟期则是以服务好社会基准细胞为标志。如今，全球银行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开始步入成熟期，因此零售银行在深入了解客户时，首先应该关注家庭，其次才是个人。只有深刻理解家庭内部经济活动的个性与共性，才能更深地理解零售银行的业务范围、产品体系、风险体系、业务流程和管理架构。 

　　时机成熟 

　　《当代金融家》：您认为零售银行建设将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前沿阵地，最前沿在此意味着什么？ 
　　刘鸿儒：中国银行业零售业务长期处于塌陷状态，使得它的发展先天不足。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银行根本不重视个人存款，更谈不上零售服务。原因有两个：首先，计划经济从制度上要求企业、单位的钱必须存在银行，不允许保留现金，这造成银行坐收企业存款，不在存款上下工夫。其次，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个人收入太少，人均存款比例很低。那时候，中国的银行几乎就是为财政部服务，是财政部的大会计，而不考虑对客户提供服务。 
　　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银行第一个观念转变就是开始重视存款。那时候我们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存款是银行的基础”。但当时的企业存款挖潜已经很难了，于是开始重视个人存款。当时银行揽储的动力，并不来自于更好地服务个人客户，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基本建设资金缺口大，企业加快发展所需短期资金也同时大幅增加，财政部解决不了，只好借助银行贷款。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国的银行虽然不再是财政部的会计，却是以机构信贷业务为核心，个人业务不仅长期停留在单纯吸存上，而且还是为了机构信贷而拉资金，银行的个人金融服务塌陷也成为了历史必然。 
　　中国的零售银行业务原本先天不足，眼下却要应对以零售业务为拳头的外资跨国银行。结果是，为了补历史的缺课，零售银行必然成为中国银行改革的前沿；而为了应战外资竞争，中国的零售银行又被逼到了全球银行改革的最前沿。 

　　《当代金融家》：金融理财是现代零售银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产物，而中国的零售银行本身还处在幼稚期，现在在中国境内大力拓展金融理财，是否有“东施效颦”之嫌？ 
　　刘鸿儒：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后发定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历史证明，先发通常具有优势，但后发未必全是劣势。虽然在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金融改革的步子稍慢，零售银行发展更显滞后，但是改革开放近30年的成果，已经为中国的零售银行和金融理财后来居上创造出可观的市场需求。 
　　首先体现为三个高速增长：主要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出个人和家庭收入高速增长，同时财富集中度也在高速增长。其次，用于衡量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恩格尔系数在逐渐降低，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基本保持在30%～40%之间，意味着这部分人群已经不再为了吃而忙活，他们有了不少闲钱，并形成了较旺盛的理财需求。这样一个喜人的金融理财环境，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21世纪后才刚刚稳定下来。无论是“东施”还是“西施”，都不可能超越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中国境内媲美。 
　　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先是中国经济发生了质的转变，才有了金融市场结构的战略突破，这不是简单学外国就改得了的，也不是外资只要踏上中国国土就干得了的。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外资零售银行几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都要从零做起。现在要拼的，是那些有产品、有经验的外资品牌在中国境内整合客户资源和渠道资源的速度快，还是已经握有大量客户和渠道的本土品牌把自己从产品到体制“武装到牙齿”的速度快。

 　　《当代金融家》：当中国零售业务环境在2000年前后向上形成折翻点时，您已经退居二线、安度晚年了，是什么撩拨您关注起个人理财市场？ 
　　刘鸿儒：实际上从1990年代末开始，我就不断听到各家银行开始议论了。在2000年前后，多数银行都加强了个人金融业务，它区别于当时银行主要用来做个人吸储业务的资金组织部，最先是从证券交易、代理保险和基金入手，没有专门的部门，后来因为车贷和房贷等个人资产业务迅速蹿升，逐渐独立成各种个人金融部门。 
　　那时候银行非常困惑，一方面是存款余额快速增长，个人理财需求就像是一夜之间从潜在的迷茫转化为大量而又直接的交易和咨询，个人业务也是战线越来越长，结构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银行极度缺乏懂得个人资产业务和理财业务的人才，只得赶鸭子上架，让长期在柜台做简单存取款业务的银行“蓝领”直接转岗去做高端“白领”甚至“金领”业务。 
　　此时，人才质量问题立即凸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知识结构存在问题，二是职业服务素质存在问题。出于对金融教育的热爱，我开始密切关注银行零售业务的人才培养问题。 

　　《当代金融家》：您现在担任了中国金融理财师第一届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的培训市场是最早市场化的领域之一，为什么金融理财师培训要成立一个标准委员会？  
　　刘鸿儒：中国金融业历来不缺高学历教育，而是缺乏高水准职业教育。前几年，各家银行组织了数量众多的各类内部培训，打着各种旗号的国外资格认证也进入中国市场，理财培训市场一度很热闹，也有些鱼龙混杂。 
　　金融理财师培训所需要的职业性知识体系非常复杂而又严谨。理财规划师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没有专业知识的个人和家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经营金融风险来为客户打理资产，多少有些职业“玩火”者的意味。如果没有了行业性职业教育标准加以规范，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要做颁发执业执照的资格认证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规范培训的动力和压力。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目标是做执业资格的认证标准，而不是把关市场准入。 
　　当时，我们的设想得到了人民银行领导的大力支持。2000年初，人行吴晓灵副行长亲自做过调查研究。起初，我们想单独组织个机构办这件事情，但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最后还是决定在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下设立中国金融理财师标准委员会比较可行，而且能够快速上马，以满足各金融机构的迫切需求。

　　《当代金融家》：中国金融理财师标准委员会最终选择了国际金融理财师（CFP）为资格认证标准，出于哪些考虑？ 
　　刘鸿儒：CFP起源于美国，目前已成为国际金融理财的“黄金标准”。CFP是指从事金融理财，并达到规定的教育（Education）、考试（Examination）、从业经验（Experience）和职业道德（Ethics）标准（以下简称为“4E”标准）后取得资格认证的专业人士。我们最终选择CFP的主要原因有： 
　　首先，对应用类金融培训而言，没有严格的考试和认证制度，不发执照，质量得不到保证，培训也缺乏压力和动力。这在日本、马来西亚、加拿大等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都得到了验证。而CFP既有知识结构合理且系统的教育培训体系，又有科学而严密的认证制度，还有严格的继续教育和再认证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CFP执证人的知识体系具有从构建到考核再到更新这样一个完整过程。 
　　其次，金融理财是一个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是针对客户的整个人生，而不是某个阶段做出的理财规划。CFP涵盖了财务报告的准备与分析、投资规划、保险规划、所得税规划、个人风险管理、教育规划、退休养老金规划、个人税务与遗产筹划、不动产管理等内容，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 
　　再次，CFP突出了理财师执业时的道德规范，明确理财师须遵循守法遵规（Compliance）、正直诚信（Integrity）、客观公正（Objectivity & Fairness）、专业胜任（Competence）、保守秘密（Confidentiality）、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克尽职守（Diligence）等七大准则，并对执业过程中各步骤、细节的操作标准进行了明文规定，由此建立了诚信制度。 
　　最后，推行金融职业资格认证的完全市场化道路，是提高中国金融职业教育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最终目标。CFP恰恰是个中典范。它属于非官方性质的认证，完全靠其自身品牌的质量和水平取得社会承认，这足以说明其强大的竞争力。 

　　协调监管刻不容缓 

　　《当代金融家》：具有混业经营背景的外资银行正蜂拥逼近中国，中国零售银行业面临的最大压力将会是什么？ 
　　刘鸿儒：在我看来，最大的压力是中国现有的零售银行管理架构和监管体系正面临“堵上门”的挑战。 
　　21世纪的零售银行业务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客户为中心提供主动服务，二是跨过分业篱笆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理财及非金融理财服务；这在渠道上体现为融合，在产品上体现为交叉。然而，在前台的渠道和产品层面做到交叉、综合甚至融合，这都不难，难的是中、后台综合经营的管理架构、风险体系以及全部流程的建设，更难的是政府层面变分业监管为综合协调监管的庞大体系建设。这里面涉及到的有牌照许可、防火墙和IT系统改造、监管法规制定以及协调监管平台如何搭建等一系列高难问题。 
　　令我焦虑的是，当前中国零售银行业的发展开始拧麻花，上、下呈反向操作，即下面的渠道和业务越来越交叉，上面的管理和监管却越来越分散。当前可见的直接威胁是，外资银行已经通过金融控股和全功能银行体系将这类矛盾基本化解了。他们在战略架构上已是胜我们一筹，如果我们还只是在战术上做文章，很难说这些战术上的大量投入是否会变成沉没成本。所以我认为，当中外资在零售银行领域全面对垒时，协调监管刻不容缓。 

　　《当代金融家》：20年来，混业经营以及协调监管在中国是老话题，但一直是没人敢于去解的新课题。从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看，这个新课题是否到了不解不行的时刻了？ 
　　刘鸿儒：中国的现状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1997年，我去日本一桥大学讲学，研究日本开始的混业经营问题。在拜见当时的日本央行行长时我问他：“你们为什么要开始混业，是否因为美国混业了，你们也要混业？”他回答说：“不是我们想不想混业，而是实际上日本的金融市场已经开始混业了。”当时的日本非常像当前的中国，金融协调监管的需求是自下而上提出来的，要解决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有些被逼无奈的意味。这实际上也成了中国各金融监管方即使想躲也躲不过的现实，而不仅仅是趋势了。 
　　国际经验证明，在零售领域尤其是理财领域，跨篱笆的综合经营需求最强烈，甚至可以说，没有综合经营的零售银行，在21世纪的竞争中不会有大的发展空间。尽管零售银行最核心的理财业务在中国的发展才刚起步，但同样是综合经营在先，金融理财服务在后；当我们的监管部门之间还有很多不必要的扯皮动作时，要求加快协调监管步伐的呼声已经自下而上喊成了一片。形势是严峻的。

  　　《当代金融家》：如果考虑到今年底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中国在建立金融协调监管机制时应该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刘鸿儒：有很多重点需要注意，但我今天在此只谈一个。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在零售银行的发展上，我们只是有了与外资银行在同一水平竞争的可能，但还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就如同一二级钳工与七八级钳工之间的差距，不是设计水平的差距，而是工艺水平的差距。我们的金融监管，也应该重视监管“工艺”问题。因此我呼吁：即使不提对国内金融业的保护，最起码要给予国内金融业以与外资的同等待遇。 
　　现在我们的一些政策是压了自己，放了别人。放了别人我并不反对，因为对外开放是硬道理，但是你不能捆绑自己企业的手脚。中外资金融企业平等竞争，应该是中国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最基本的出发点。只要政府坚持住这个出发点，市场各方利益的协调顺序就可以排出来。 
　　以前提“一切服从改革开放”，如今开放到位了，今后应该强调“创造公平竞争的监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