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并进

　　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截至三季度末，外资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1114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509亿元，同比增长84%。在外资银行最多的城市上海，二季度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增量达225亿元，创单季新高，三季度达220亿元，再创次高。

　　同比贷款增速的快速上升，可能部分由于外资银行转制法人以后统计口径的变化，但从月度环比数据看，仅10月一个月，上海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增量就为9月份增量的近两倍，贷款增速和月度增量同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由于注册本地法人后可以吸收100万元以下的居民存款，即使在中资银行受困于股市分流储蓄资金的情况下，上海外资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在今年前9个月仍节节攀升，增速仅在10月份出现下降。

　　在法人银行的集中注册地上海，无论是人民币存款还是贷款，外资法人银行都成为增长的绝对主力。10月，仅在沪转制为法人机构的10家外资银行的上海分行新增人民币贷款就达77.8亿元，占全部外资银行贷款增量的53.9%。1~9月，外资银行人民币储蓄存款增加42亿元，其中绝大多数也是在沪转制外资法人银行上海分行的新增存款。

　　监管层关注

　　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增长率的飙升，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央行上海总部称，9月末外资银行人民币余额贷存比为152.8%，较年初上升23.4个百分点，个别外资银行贷存比超过500%。

　　尽管一位监管人士称，如此高的贷存比背后存在一定的历史原因，但央行上海总部仍然表示，需关注外资银行信贷快速扩张对流动性管理的影响。

　　“虽然上海市银行体系资金仍较充裕，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不容忽视，尤其应高度关注外资银行和个别中资银行信贷增长过快、贷存比过高以及资金来源波动较大等情况。”

　　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可以看出，由于信贷快增，外资银行对资金需求越来越大，在银行间市场的资金拆入力度加大。今年前三季度，外资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通过回购和拆借共拆入资金35257亿元，去年同期这一规模为7157亿元，同比增幅近4倍。

　　毫无疑问，今年调控较往年猛烈，数量型、价格型调控屡屡“折戟”之后，信贷控制成了“最后一门兵器”，频频的“窗口指导”既来自流动性过剩压力下的宏观调控之需，又出自对银行自身风险的担忧。

　　10月中旬，银监会首次召集外资法人银行进行“窗口指导”，提示贷款风险，要求外资银行领会并贯彻宏观调控措施，警惕贷款资金流向股市。

　　竞合互涨

　　即便如此，不少中资银行认为外资银行所承受的调控压力仍属“温和”，一个理由在于，外资法人银行存在五年宽限期达到75%的存贷比标准，在过渡期内，不受75%贷存比的限制，年底承受的压力小很多。

　　由于年末信贷控制较紧，广州一家中资银行业务人员说，他所在的银行过去做票据贴现比较多，票据贴现都要转贴现出去，以确保贷款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承接转贴现的很多是外资银行。

　　不过在外资银行看来，竞争才刚刚开始，外资银行整体业务规模仍然很小，大型客户资源短时间内也无法与中资银行相比。一家日资银行人士称，刚刚成立法人银行，外资银行仍面临很多规则和限制，如果信贷规模上不去，对业务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该人士认为，今年外资银行人民币信贷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银团贷款，银团贷款为外资银行提供了很多接触大客户和大项目的机会。

　　“比如国有大型银行做一笔30亿~40亿的贷款，肯定要做银团，它一定不会去找另几家国有银行，而会找外资银行或股份制银行；再比如说，股份制银行做银团的时候也不会去找国有银行，会找外资银行。”

　　融资方式的多元化趋势也在悄然影响中外资银行的竞争模式。上述中资银行业务人员说，现在要发展多层次市场，以后直接融资比重会越来越高，这对银行的信贷业务有一定的冲击。

　　上述日资银行人士也表达了对明年公司债“做大”的担忧：“公司债是最让银行头疼的事情，因为能做公司债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好的企业。”

　　据他估算，按照上市公司净资产的40%为上限，公司债的规模有望达到几万亿元。这种情况下，许多银行的贷款多少带有“突击”的意味。“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抓紧做贷款，比如说你明年发(公司债)，我今年先给你做一个过桥(贷款)。”

　　对于实力雄厚的外资金融机构而言，商业银行业务进入中国市场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他们看重的是未来开展综合经营的机会。一位外资银行人士坦言，今天外资商业银行给一家客户做过桥(贷款)，等将来放开外资券商“牌照”，也许其母公司旗下的证券公司就能为这家客户做公司债承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