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万的第一桶金来自国债买卖。
“我是1988年3月28日从工厂辞职的，把自己的铁饭碗扔下之后，在家里躺了两个礼拜，琢磨该干哪一行。”在杨百万回忆中，那两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报纸——他订了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一共73张。在4月初的一天，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我看过电影《子夜》，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价。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但证券交易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存在，就一定会有高有低……”杨百万称，当时他就“傻”想，或许能从差价中赚上一笔。
在首个交易日，杨百万，不，是杨怀定，拿着两万元钱到了交易所，站在交易所的门口，他算了一笔账：国库券1985年的开盘价104元，利息率15%，如果2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3000元。“当时存在银行的利率是5.4%，全年利息1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000元，早已超出我在工厂的工资。”于是他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国库券。
“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都开放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要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但是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但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依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了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20000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22000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决定借钱，在把所有亲朋好友的钱都借了之后，他手头有了14万元现金，开始背着更多的钱往返于合肥和上海之间。随着投入的钱越来越多，杨怀定每一个往返所赚的钱也越来越多，每次到家，就是和老婆头对着头数钱。
“那时候只有10元面值的人民币，那时候没有点钞机，我们哗啦哗啦地数钱，真的数到手抽筋，而且神经高度刺激。当时我吃4粒安眠药，晚上也只能睡两个小时。钱的力量太大了！”而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一年之间，杨怀定变成了杨百万。
专做“傻事” 只为吃颗定心丸
钱给杨怀定带来了兴奋和激动，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身家超过百万半年之后，杨百万便声名在外了，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天80万的成交量中，有四分之一来自杨怀定，证券所纳闷：他究竟为何会有那么多的国债券？
“查一查制度上是否有什么漏洞，为什么杨百万赚得比我们证券公司还多。”当时上海市高层领导的批示，让杨百万一度感到不安。“当时最大的担心是有一天有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如何才能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杨百万天天想，之后做了其他“倒爷”眼中的几件“傻事”。
“我先去了税务局，那天正好是局长接待日，我说，我是小平同志说的先富起来的人，我要交税。”报上“杨怀定”的名字，局长惊叹：你就是杨怀定啊，我们早就注意你了。但是国库券的税是免掉的，从事国库券交易也不用交税。
杨怀定又跑到人民银行，要求接受党和国家的教育。买卖国库券到底合法不合法？接待的同志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是反问杨百万“你觉得呢？”杨百万随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金融时报》，指出在开放国债市场首日，人民银行总行发出的“欢迎公民随时买进随时卖出”的鼓励。“我是公民，我做的事情就是随时买进随时卖出，那就应该是‘合法的’。”
以上是杨百万为赚到的钱所做的工作，而为了确保自己之后的买卖有理有据，他跑到公安局，以每月600元的工资请了两名公安人员为其当保镖。“说实话，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哪怕今后真有什么状况，也能说是在人民公安的监督下所做的事情，总不至于给太严重的处分。”
对于自己最初的百万身家，杨怀定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这几件“傻事”，却是杨百万引以为豪的。“我的战略步骤把人震撼了。”
“1993年到2002年，从事证券交易不再是外人眼中的‘投机行为’。当炒股成为养家糊口的工具，我研究市场，分析心理，真正转变为一个投资者。”
